我有一个朋友，从四川来佛山工作。他在佛山一家陶瓷厂工作，有5年了。每年从家乡来佛山，他都要带些家乡的腊肉。回去四川的时候，也会帮亲戚捎上一点广东的特产。他说，年年从广州火车站回家，都像是在经历一场噩梦。有一年，就在广州火车站七弯八拐的上站台途中，差点把5岁的女儿搞丢了。

　　那天去火车站送人，我是彻底体会了那位朋友的痛楚。我送的客人乘坐从广州至重庆的T776列车。行李检验后，要向右手边行进。穿过一段很长的过道，上到二楼，然后检完票，继续下到一楼，再穿过一段回廊式的过道，再上到一个斜坡，再穿过一个隧道，再上到火车的2号站台。最后，从14节车厢，一直走到2号车厢。连续5个过道的折腾，差点没有把客人给折腾出心脏病来。

　　为什么去重庆、成都等沿途的线路，要七弯八拐地走很长一段距离，去东莞、石龙等近途的火车，稍微动动腿，就能上到站台?有人说，火车站的站台划分，是一个很专业的活，设计到复杂的线路配置。但我觉得，广州火车站，不为长途旅客考虑上下车方便，火车站台调度明显有“地域歧视”。

　　从四川、重庆、贵州、江西、湖南来广东打工的民工，他们来的时候，是大包小包，返乡的时候，也是大包小包。火车站没有根据去远处的客人的这种特殊需要，为他们安排近一点的站台，为他们提供便捷和人性化的服务措施，方便他们上落站台。

　　广东改革开放30余年，因为地理的优势和开放的政策，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像磁场一样吸引着南下的民工们。但回乡的旅途是如此的艰难，每年春运，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我想那些拖儿带女的民工，他们一定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千万不要来广东打工。”

　　作为民工流动大省的广东，对外来民工的偏见与傲慢，从广州火车站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外省民工在广州火车站所受到的“地域歧视”，是有尽头的。在目前“招工难”的新闻话题炒作下，有人指责，民工好高骛远，挑三拣四。实际情况，不是站在民工的角度，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仅仅从火车站一个视角，就可以看到广东省对外来民工的集体态度。

　　城市的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和门户，它是人口流通的枢纽。从广州火车站站台调度反映出的对外来民工的态度，让人看到广州没有大都会的胸襟。广州在新的中国经济规划中，将是4大经济中心之一。发展“大都会”式的经济中心，有许多城市的经验，广州可以借鉴。

　　以美国人口增加第二快的纽约市为例。纽约去年打败佛罗里达迪士尼所在地奥兰多市，成为世界上旅游人口最多的城市。1990年，在中国经济还在静悄悄地开始发展的时候，纽约市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开放教师岗位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一时间，中国留学生如过江之鲫，来到纽约，成为纽约市光荣的人民教师。

　　20年后，纽约为新移民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来纽约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在经济危机的2009年和2010年，纽约唐人街的公立学校，几乎每周都有中国新移民子女报名读书。中国人来到后，去做小生意和置业，使纽约的房地产维持在一定的价位。即使在经济危机的2009年，也没有暴跌。如果纽约市采取对新移民的歧视性措施，结果会是相反——人口的流失，也就没有今天纽约市的繁荣程度。

　　从经济活动的过程来看，经济的命脉，是资本加人力资源。资本是经济的血液，而人力资源则是血液里的氧气。没有氧气的血液，是死的血液。从经济活动的主体来看，新移民和外来民工，既是实体经济的最大的生产者，也是第三产业最大的消费群体，是一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动力。

　　对广东外来民工的集体性歧视，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大多选择视而不见，很少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批评或建议。对于解决广东流动人口的问题，火车站没有合理的配套和人性化的管理，于是，我们看到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同样的拥挤现象，每年都在发生。

　　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广州全市流动人员接近600万，几乎与户籍人口773.48万人相当。正如有人指出的，“外来人口的增多，城市人口的极大扩容，给广州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隐患。”大城市迅速发展，人口迅猛增加，必须预先提供配套的具有前瞻性的管理。在保持商业活力的同时，增加对外来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外地人口的增加，要有相应的城市管理跟进，以避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危机。

　　美国学者彼得·廖塔(Peter Liotta)和詹姆士·米斯凯尔(James Miskel)日前发布了《8个超级城市：都市怪兽与国际不稳定》(The Mega-Eights: Urban Leviathans and International Instability) 研究报告，称“到2015年，全球将有58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到2025年，将有27个城市人口将超过1000万。”米斯凯尔说，“这些大城市发展太快，政府无法照顾民众。政府根本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对策。” 联合国将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称为“超级城市”。广州正在向1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迈进。广州的城市管理已经面对挑战，而且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广东外来民工的巨大流动，呼唤着广东省对人力资源的重新认识和城市管理的继续改革。这是一种非常迫切的新的变革——广东省应率先在中国建立一个“通过人也为了人”的人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来推动广州成为“超级城市”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