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开建保障房的任务被层层分解，武汉分到 11.8 万套的任务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但据媒体调查，武汉存在以旧充新，用宿舍楼充当新建保障房的现象。据银行报告称，国内真正新建保障房不足三成。有地方官员表示，国家强调“新增”未说不可“筹集”。(5 月9 日新京报)

　　保障房建设任务是一项政府实事工程，不过乱象频发，笔者认为与其痛批乱象，不如剖析不合理乱象中的“合理”之处，以求找到解决之道。

　　其一，任务紧迫，地方有应付交差的嫌疑。从2011年开始，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确切数字就成为了政治任务。 2011年，中央政府提出要完成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 2012年，这个目标变成700 万套。为配合落实，从住建部、国土部再到财政部，都出台了相关文件，力保保障房的建设。这一切无疑透露出中央政府对保障房建设的决心，而在实施过程中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方政府也只能靠凑数蒙混过关。

　　其二，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没有协调好。保障房建设，除了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财政部、住建部下发的文件写明：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公积金增值部分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的10% 均将作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资金。此外，已经公布的数据还显示：2011 年，中央财政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1526 亿元，新增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 1751 亿元，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发放贷款265.88亿元，三者合计为3542.88 亿元。也就是说，剩下的一万亿资金的缺口。这一万亿缺口如何解决，只能靠地方自己解决，而地方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来源是土地出让金。

　　而保障房对土地供应的影响很大。保障房用地供应多了，商品房用地就会相应减少。而占用旧有的宿舍楼筹数，只要没有东窗事发，那么数量上能够达标，也不影响土地出让，总体上达到表面上的和谐，应该说是“合理的”。只能说保障房先天处于“寄生发展状态”。

　　其五，制度乏力。让保障的归保障、让市场的归市场，“商品房+ 保障房”的双轨制已经被广泛认定为未来中国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设计一个好的制度，我国现行的依旧是地方政府单兵突进。而政府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并且缺少市场因素制约，出现乱象也是“合情合理”。

　　在商品房受到限制的当下，保障房建设必然大有可为。凑数乱象提醒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建立科学的准入经营制度，防止乱象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