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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开幕。本届年会为期5天，主题是“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传统上被认为是“富人与权贵的狂欢派对”的达沃斯年会，2010年才刚开辟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的专场研讨会。今年有关中国的讨论场次明显增多，其中年会第一场讨论就名为“洞察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未来”、“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影响”等与中国有关的专场研讨会排满大会议程。英国广播公司称，今年达沃斯将确认“新的超级力量”，第一选项毫无疑问是中国。
年会开始前一天，国际知名审计及咨询公司普华古柏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球各地约1200名首席执行员中，48％的人表示对自己企业未来12个月的增长前景“非常有信心”，这远远高于2009年雷曼兄弟刚刚破产后的比例，当时全球只有21％表示“非常有信心”。这让今年的年会从一开始就沉浸在一片相对乐观的气氛中，无怪乎普华古柏董事长丹尼斯·纳利喊出了“信心归来”的口号。他认为，如果说去年企业老总们都在为如何生存发愁，那么今年他们考虑的将是如何抓住增长的机遇。
目前全球市场缺少的是信心。不过，缺乏信心也算是资本主义特有之事，社会主义中国单单不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CCTV和人民日报。当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今仍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还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国际形势也许恰如北半球的天气一样，持续回暖，但中国能像在金融危机里那样“独善其身”，乃至“兼济天下”吗？笔者这里不引玉，只抛砖：我们将面临一个日益艰难的环境；理由只有一个：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入区。
近两年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手的速度很快，遏制经济危机的蔓延成效显著。4万亿的投资，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救市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修修补补，只带来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暂现象，那一轮信贷发放对于中国后危机时代的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相反伤害可能非常严重。在古典经济学看来，货币经济不过是覆盖于实务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货币对实际经济过程不发生实质性影响。即是说，货币在长期对于经济增长是无关的，只在短期内发挥作用。这样来看，它也是一个极为消极的信号。流动性过剩使得大批陷入困境的企业依赖当下的流动性资本渡过危机，从而掩盖了这些企业在技术、管理等等方面的缺陷，而在长期中，这些缺陷迟早会暴露无疑。尤其是一些已经亏损的国有企业，由于得到了政府空前的扶持，反而兼并了正在盈利的民企，国有企业还会有动力改正自身的问题吗？
在这两年反危机过程当中，为了把经济托住，短期政策力度过猛，使经济结构出现比以前更难看的局面。一系列不高明的货币政策，造成国内经济失衡，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并将成为国内面临的长期问题。从一些数据上已经可见一斑，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100倍，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了800多倍。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平均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过去10年人民币贬值了30%。一些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通胀与滞胀的叠加，犹如一个人既患有糖尿病，不能吃有营养的东西，又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品。2011年之后，“通胀经济”很有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中国通胀”也被一些经济学家，描述为引发下一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突破，仍然处于投资与重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与十年前没有本质变化。只要我国固定资产、重工业继续唱主角，GDP增速就不会下降，但结构转型难以成功，累加的问题也将不堪重负。近十年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以一篇《后发劣势》的宏文向举国狂热的经济泼了一盆冷水，文中他指出，后发国家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得到一些成果，但是这会让国家的精英集团在改革上产生懈怠的情绪；而在长期中，真正令一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不是其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其优越的制度。从“后发劣势”到“后发优势”的破解之道，唯有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之言，言犹在耳。
很多事情一到中国，就像射入水中的阳光会发生折射。政治问题往往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哲学问题，经济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济只是整个系统中最容易被看见、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部分。房价、医疗、教育、工作、物价，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均已成为人们生活无法承受之重。三十年的高歌猛进，改掉了一些问题，也累积了一些问题；既修建了不少康庄大道，也制造了一些活火山。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到的是整个系统的革新和再造，由单纯的经济性、小范围改革转为综合性、大范围改革。世界大潮，浩浩汤汤。笔者不揣荒陋，冒昧预估，中国即将开启一个全面改革的时代。我们面临无法乐观、日益艰难的现实，但我们有理由对改革前景保持乐观，并加以践行。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乐观；没有全面改革，也没有乐观。
本届达沃斯年会上，瑞士联邦主席兼外交部长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指出：“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实现全球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可以预见，下一个十年的中国，若在制度建设、资源市场化配置、财富分配等方面没有持续的改革，那么目前的繁荣只是梦幻泡影。
年会开始前一天，国际知名审计及咨询公司普华古柏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全球各地约1200名首席执行员中，48％的人表示对自己企业未来12个月的增长前景“非常有信心”，这远远高于2009年雷曼兄弟刚刚破产后的比例，当时全球只有21％表示“非常有信心”。这让今年的年会从一开始就沉浸在一片相对乐观的气氛中，无怪乎普华古柏董事长丹尼斯·纳利喊出了“信心归来”的口号。他认为，如果说去年企业老总们都在为如何生存发愁，那么今年他们考虑的将是如何抓住增长的机遇。
目前全球市场缺少的是信心。不过，缺乏信心也算是资本主义特有之事，社会主义中国单单不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CCTV和人民日报。当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今仍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还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国际形势也许恰如北半球的天气一样，持续回暖，但中国能像在金融危机里那样“独善其身”，乃至“兼济天下”吗？笔者这里不引玉，只抛砖：我们将面临一个日益艰难的环境；理由只有一个：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入区。
近两年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手的速度很快，遏制经济危机的蔓延成效显著。4万亿的投资，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救市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修修补补，只带来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暂现象，那一轮信贷发放对于中国后危机时代的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相反伤害可能非常严重。在古典经济学看来，货币经济不过是覆盖于实务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货币对实际经济过程不发生实质性影响。即是说，货币在长期对于经济增长是无关的，只在短期内发挥作用。这样来看，它也是一个极为消极的信号。流动性过剩使得大批陷入困境的企业依赖当下的流动性资本渡过危机，从而掩盖了这些企业在技术、管理等等方面的缺陷，而在长期中，这些缺陷迟早会暴露无疑。尤其是一些已经亏损的国有企业，由于得到了政府空前的扶持，反而兼并了正在盈利的民企，国有企业还会有动力改正自身的问题吗？
在这两年反危机过程当中，为了把经济托住，短期政策力度过猛，使经济结构出现比以前更难看的局面。一系列不高明的货币政策，造成国内经济失衡，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并将成为国内面临的长期问题。从一些数据上已经可见一斑，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100倍，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了800多倍。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平均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过去10年人民币贬值了30%。一些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通胀与滞胀的叠加，犹如一个人既患有糖尿病，不能吃有营养的东西，又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品。2011年之后，“通胀经济”很有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中国通胀”也被一些经济学家，描述为引发下一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我国经济结构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突破，仍然处于投资与重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与十年前没有本质变化。只要我国固定资产、重工业继续唱主角，GDP增速就不会下降，但结构转型难以成功，累加的问题也将不堪重负。近十年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以一篇《后发劣势》的宏文向举国狂热的经济泼了一盆冷水，文中他指出，后发国家也许可以在短期内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得到一些成果，但是这会让国家的精英集团在改革上产生懈怠的情绪；而在长期中，真正令一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不是其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其优越的制度。从“后发劣势”到“后发优势”的破解之道，唯有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之言，言犹在耳。
很多事情一到中国，就像射入水中的阳光会发生折射。政治问题往往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哲学问题，经济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济只是整个系统中最容易被看见、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部分。房价、医疗、教育、工作、物价，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均已成为人们生活无法承受之重。三十年的高歌猛进，改掉了一些问题，也累积了一些问题；既修建了不少康庄大道，也制造了一些活火山。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到的是整个系统的革新和再造，由单纯的经济性、小范围改革转为综合性、大范围改革。世界大潮，浩浩汤汤。笔者不揣荒陋，冒昧预估，中国即将开启一个全面改革的时代。我们面临无法乐观、日益艰难的现实，但我们有理由对改革前景保持乐观，并加以践行。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乐观；没有全面改革，也没有乐观。
本届达沃斯年会上，瑞士联邦主席兼外交部长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指出：“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实现全球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可以预见，下一个十年的中国，若在制度建设、资源市场化配置、财富分配等方面没有持续的改革，那么目前的繁荣只是梦幻泡影。
杜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