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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一场主题为“公共知识，产业力量”的“《人间瓷话》《人生半旅之感悟》新书研讨会暨陶城报笔友会”在枫丹白鹭酒店召开。说实话，发言之热烈、恳切，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大家都抢着话筒，争先恐后地发言，以至于我只有寥寥的几分钟时间说话了。好在我可以占着职务的便利，能在专栏里将没来得及展开的想法再进行下补充。
该如何去看待写作?这首先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按照人们通常的观点，写作似乎应该是文科人的专利，而尹虹博士也好，鲍杰军博士也好，偏偏都是理科出身，均是毕业于景德镇陶院的高材生———但纵观陶瓷业界，又有几个文科生敢于跳出来，说自己的文章写得比他们好?
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里面，所谓著书立说，谈论风花雪月指点江山典故褒贬时政利弊，大都是文人做的事情。似乎没有读书万卷，没有受过专业的修辞训练，就不能妄言写作，以为写作就一定是种复杂的、高精度的活儿，不具备精心编排的文学性，不具备赏心悦目的艺术性，就不能称之为文章。
但西方人，似乎并不如此。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有可能有天突发奇想，提笔为文。但这类文章，都是从生活出发，从自身经历与感悟出发，言之有物、真情流露，胜过一切华丽辞藻和奇技淫巧。
事实上，在文学史上，那些“非文科专业”的人一旦提笔写字，其风骨文趣往往自成一格。鲁迅是最著名的案例，王小波亦然。而原本作画的陈丹青，写起文章来，也教很多靠贩文吃饭的人心生绝望。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舶来词，在美国，它意味着此人资历傲人，phd(学术研究型的博士)是起码条件，在自己研究领域治学严谨;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独立的立场来分析热点问题，以科学的态度、丰富的知识、严密的逻辑发声。不攻击、不谩骂，冷静而热情地追求真相，不畏强权，无愧于“社会良心”。
而在中国呢?易中天这样写道：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因此，我所言“在两位博士面前，有种高山仰止的敬仰”，并非溢美之辞。他们的骨骼中都有陶瓷的铮铮硬度，敢于有一说一，而且拳拳到肉;他们的血液里都燃烧着熊熊的窑火，热心褒贬行业得失，篇篇殚思极虑字字斟酌推敲。若当他们二位相比较，我对陶瓷行业知之甚少，只得些皮毛功夫罢了。缘于胸中无物，便只能说些不痛不痒的言辞，缺乏批判，自然少了建设。
我自幼喜好文学，深深浅浅的文字是缺乏色彩的少年时代不可多得的逃离现实的途径，亦曾狂妄肆意过，但仅仅将写作作为一个极端自我的表达，并不以此求闻名天下。在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之后，自觉“百无一用是书生”，以为纯粹的沉溺于写作只能教人过于多愁善感，因此将多年的习作付之一炬。并发誓从此不再提笔，要沉下心来做一条神经粗大的壮汉。
不曾想，到头来自己还是得靠码字过活，造化固然弄人，而当有所经历之后，亦对文字有了新的认识。以现在来讲，我已经不再去追求字字珠玑的炫技，也不再去靠掉书袋去显摆博闻强识。
在我看来，人生得意之时，莫过于三五知己，一杯清茶半日闲话。而如此的对话过程中，可以借助于诉说的冲动，将自己内心原本散乱的观点借助于外界的刺激和催化，一点点清晰，并最终将之串联。这是一种互助式的学习，也是一种互动式的发现，更是一种自我的寻找。先哲如同孔子、苏格拉底，其思想延绵千年，惠泽东西，而传诸于世的，也是和弟子们的对话罢了。
正如尹博士所言，写文章的好处是，“这场对话别人没有办法将你打断。”所以尽可畅所欲言。
这句简单的话，让我思虑良久。其实，就整个陶瓷行业来说，目前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对话机制，江湖大佬林立，谁也不买谁的账，每个人都有强烈言说的欲望，而缺乏倾听他人的耐心。
中国陶瓷行业为何被外界诸多诟病?为何在国际竞争中形象不佳?任正非在最新撰写一篇名为《一江春水向东流》内部文章写道：“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可见，共同的价值观是多么的重要，而交流与讨论是如何不可或缺。
我以为，2012年，将是整个中国陶瓷行业真正步入品牌时代的开始。不必担忧冬天的来临，正如黄石公园的鹿群，面临着野狼的搏杀，才会产生更优秀更健康的种群。
品牌时代，就必须考量产品的品质，以及从业人员的品行、品性、以及品味。陶瓷行业要摆脱“三高一低”的恶名，就应从文化抓起，养成爱学习、乐分享、讲团结的习惯。希望两位博士继续做好行业公共知识份子，也希望涌现出更多的行业公共知识份子，以理性的批判来为行业的发展献力。
而陶城报，将永远是属于大家的共同平台，我们将拼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