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A3)

　　后危机时代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利益。在后危机时代，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选择相匹配的方式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首先，进一步明确CSR的内涵。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的起步较晚，现在正处于逐渐发展的阶段，大部分企业对其知之甚少。因此，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内涵，让企业上至高层下至员工都清楚知道何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承担哪些企业社会责任，是最基本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企业内部设置专门的CSR部门，负责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CSR结构体系，聘请专家培训、组织员工接受教育等方式都可以辅助CSR基本知识的普及。

　　其次，把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融入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之中。企业的存在因为能够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而具有价值，在危机过后更要深切地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获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具体而言，企业必须要通过高效经营获取利润，从而满足股东利益需求;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劳动者权利，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给员工提供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倡导低碳经济的理念，维护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经济繁荣时期，企业都应该顺乎民心，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具备在危机来临时转“危”为“机”的基础。

　　最后，培养创新意识，以多种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创新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产品创新、科技创新以及理念创新都会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新契机，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我们也需要不断创新。中国经济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我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和中国商业情境，既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伦理道德的精髓，又要学习国际上先进企业从战略高度来践行CSR的做法，不断创新，承担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政府角色

　　为了推进我国企业在后危机时代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政府更是责无旁贷。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定义，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它专注于实现盈利目标，不会自发地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为了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就应该充分发挥其作为社会管理者的作用，规范、引导并监督企业的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

　　首先，充分利用司法职能，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没有完整的社会责任法律体系，许多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更加凸显了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治监督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有些法律法规又没有执行到位。例如，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法”大大强化了对员工利益要求的保护，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都似乎对这一法律无暇顾及了。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各级政府必须加强司法职能，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至少可以确保企业法律层面的社会责任得以履行。与此同时，参照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ISO26000等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CSR标准体系，以此指导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活动，也是一件紧迫的任务。

　　其次，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激励机制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为了加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必要手段来激励他们，比如合理利用税收政策、在行业内设置模范奖。政府必须对企业定期进行评估和现场检查，对于那些在保护环境、改善员工福利、投身慈善事业等方面做得好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并授予荣誉称号，对不达标的企业给予严格的惩罚，包括经济罚款、强制性弥补未完成任务、高额征税等。

　　再次，政府要构建全方位的宣传和监督网络。地沟油、硫磺筷子、山西问题疫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以披露，说明在网络经济时代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公众监督能力，但显然还不够。企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也随之变动，政府不可能单方面地实现全方位监督和引导，所以就需要媒体、公众、非政府组织(NGO)的参与，通过舆论的导向来影响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宣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民主的时代提供了全民监督的社会环境，在政府的引导下，在媒体、公众以及NGO的协助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会让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企业绿色化发展。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似乎即将过去，但企业信任危机、道德危机接踵而至，食品安全、疫苗安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责任缺失的社会问题频频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场危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却于无形中拓展了我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企业实践社会责任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在危机中做一个勇敢的责任担当者，在后危机时代做一个眼光长远、追求卓越的社会公民，这样才能受人尊敬，实现基业长青的宏伟目标。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