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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民间美术的物质形态丰富多彩，涉及的面非常广泛。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嫁寿筵、年节时令、礼乐仪式以及宗教信仰、生产劳动等等，都与民间美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充满民间美术用品，并通过民间美术用品寄托自己全部的希望、喜悦与悲哀。例如，婴儿未出生前长辈已准备好的的“麒麟帽”，准备好挂在颈间的“长命锁”;待嫁姑娘悄悄制作的的定情信物;清明节放风筝;端午节绣荷包，缠五彩“粽子”;八月十五各种形象和花纹的“供月”糕点;春节剪窗花、赏灯笼、贴门神画、舞龙、舞狮、跑旱船;祝寿的五彩面点心和烛台;各种民间建筑上的装饰;各种首饰及各种乐器、面具、木偶、弓箭、兵器、刀具、玩具，各类铺面幌子，特别是数不尽的日常生活起居用具和大量带有艺术价值的生产工具等等。这么多生活里的艺术品，不管它们的物质形态多么千变万化，它们都是社会心理、民众语言、民俗风情、社交形式、伦理色彩以及一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经济基础和谐统一的特殊产物。它反映出人们对待生活的观点和态度：生活不等于生存。生活的概念不止温饱，生活高于生存。人民需要精神生活，而这种需要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纵观民间美术领域，件件美术品都明朗地阐明出我国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念。随便从那个角度去探讨，从品种、功能、题材、装饰，无论是满足自己的或是影响他人的，满足温饱的还是侧重满足精神的，在民间艺术家的创造思维里横贯着自己的审美意念。可以说，没有一件物品只是能“用”而不讲审美的。人们爱美、需求美，始终在创造和追求美。即使在边远的山区也能看到漂亮的陶器、木勺、扁担，在村民最普通的服装上起码能看到盘结得漂亮的扣拌。人们珍重美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功能，而且重视一件产品上的多功能。如皖南地区建筑上的石窗被雕刻成透空的图案，有人物、动物、植物、几何纹、文字等。它不仅给予人们美的享受，还满足人们居住通风、驱潮、采光等功能上的需求。又如陕西民间的小孩棉手套被设计成红色的小老虎，棉花厚厚的，孩子小手可以从虎颈伸进去，五指可以从虎口伸出来，不妨碍手指的活动，攥成拳头，虎口闭合，有保暖功效。
民间美术的功能性不仅表现在生活中的实用功能上，也表现在娱乐功能中。民间美术中的文娱生活用品，并不是单纯的消遣品。人们非常懂得在满足欢悦的同时进行教育和寓教于乐的重要性。人们年年放风筝、耍龙灯、舞狮子、跑旱船、赛花灯、演木偶戏、皮影戏，以及各民族盛装打扮的赛歌比武活动，这些民间美术与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结合在一起，是各种民间艺术与自然风光的交融，使憧憬和现实、情感和个性、才智和审美融和一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人们通过活动增加情感，交流知识，加强生活的信念。民间美术在这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在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延续着，陶冶着中华儿女知天达命的性格。
与宫廷美术、士大夫美术及宗教美术不同，民间美术产生于社会最底端的劳动民众的生活中，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并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民间美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民间美术的创造者是普通的群众，它所反映的内容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间美术始终结合人们的生活，既满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又满足着物质生活。民间美术与生活的关系还表现在，民间美术创作与生产的社会形态的构成。民间美术的组织机构大致分为三大类：
其一，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形式。艺人多以农村妇女为主体，她们结合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在生产之余进行的另一种劳动。如农村姑娘为情人做荷包，为自己作嫁妆;妇女为丈夫做绣花鞋垫，为孩子做虎头帽，为老人做寿衣;端午节用彩绳缠粽子，春节扎彩灯、剪窗花等等。这些民间生活中处处可见的民间美术品大都是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创作的动机就是自己、家人或他人生活中的各种需求。这类创作及作品离生活最近，最生活化，创作情感也最朴实。
其二，家庭副业和以家庭为主的生产形式。它比个体业余创作更讲究艺术性，有专业化的特征。这是因为民间美术在生活中需求量大，单靠个体业余创作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在农闲时以家庭为单位或者以村为单位加工制作一些产品，例如民间年画、泥玩具等等。这种副业生产形式是在个体业余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三，家庭作坊的生产形式。即职业性工匠和专业性艺人的创作和生产形式。他们长期创作和生产的产品，虽然属于民间美术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而且产量、用量极大。形成了常年累月从事专业性、职业性创作与生产的形式。例如生产民用建筑上的瓦当、脊兽、石雕、木雕、砖雕、花板;加工生产竹编、藤编、柳编生活与生产用具;生产日用陶瓷器皿等等。由于年复一年地从事同一品种的创作与生产，这类产品往往表现出精湛的技艺和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是使用时间较长，使用寿命较长的产品。艺术形式、工艺技术也流传的久远。
由于民间美术产生于民间并服务于民间，它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以至于在人们的生活中很难把艺术品与日用品截然分开。艺术品就是日用品，而日用品就是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