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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历史，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温州西山瓷器厂，在陶瓷行业不少人的心目中，那是一个值得顶礼膜拜的圣地。
11月下旬的一天，顶着2009年提早到来的第一场寒潮，记者赶赴温州，试图去追缅一段历史，找回一份被淡忘的记忆。傍晚时分，在纷纷淋淋的冷雨之中，置身于车水马龙的西山路，耳旁充斥着的是市廛的喧嚣。西山厂那段辉煌的历史，似很近，却又异常遥远，似乎已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中，却又有回声在耳畔轰鸣。
在公开的可以考据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1939年，温州人吴百亨创办西山瓷器厂;1943年，我国第一块“西山牌”陶瓷釉面砖诞生，就此拉开我国建筑陶瓷工业的序幕;解放后，工厂公私合营，更名为西山窑业厂;1959年1月，西山窑业厂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并成立了西山陶瓷工业公司;1961年，西陶公司改称西山陶瓷厂。
郑金汉，现任温州市陶瓷工业协会秘书长，之前曾担任过西山面砖厂的技术副厂长。讲起西山厂的历史时，他不胜感慨：“当时有一句话来形容西山厂，‘五十年代独此一家，六十年代全面开花’。1958年首都的十大建筑全都采用了西山的产品。当时陶瓷釉面砖的行业最高标准就是西山标准，当时西山厂的工业比重占到温州的四分之一。全国各大陶瓷产区釉面砖生产线上马之前，都要派人到温州取经。”
作为中国现代建筑陶瓷的发祥地，西山厂在陶瓷行业中的历史地位就此奠定。在改革开放以后，西山厂也迎来了她的第二个鼎盛时期。1993年，香港一家名为友联的公司看中西山厂的品牌优势，投资900万美元，创建“西联”，西山厂也华丽转身，披上了在当时看上去很时髦的合资企业的外衣。
1995年11月7日，被誉为亚洲之最的北京西客站胜利竣工。在180家陶瓷企业的竞争中，“西联”的仿花岗石外墙砖成功夺标，这让“西联”声誉如日中天，成为行业内的标杆型的企业。此时，公司的产品不仅出口香港，还远销泰国、新加坡、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
但好光景不长，繁华过后是落寞。当年国内发生的几起楼房外墙砖脱落砸伤人的事件，经新闻媒体披露后，让外墙砖在建材行业中迅速“失宠”，而建筑涂料广受青睐。此时，被经济学家称为“小狗经济”的温州的民营经济开始迅速崛起，大量作坊式的陶瓷厂涌现，让身为“斑马级”的“西联”穷于应付，——与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相比，“西联”并不具备成本优势。可以说，产品线的单一，研发水平的滞后，危机攻关意识的薄弱，让“西联”从此告别巅峰步入多事之秋。至2006年3月全面停产，“西山”这个名噪一时的建陶品牌，正式退出江湖。
“太可惜了，创出这个牌子不容易啊。”包括郑金汉秘书长在内，没有人不为这段历史叹惋的。其实，西山厂的一部企业史，也正是温州的陶瓷产业史的缩影。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身处改革的前沿，温州的陶瓷产业也像命途多舛的西山厂一样，经历了不少起起落落和风风雨雨。
改革开放后，温州的乡镇企业崛起很快，平地里一下子冒出了900多条陶瓷生产线。温州机场所处的永强县，是当时的一个产陶大区。但由于工艺落后，设备陈旧，大多是老式窑炉，不仅能耗大，而且对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当时国务院、省政府曾多次批复，要求温州市限期治理永强片陶瓷窑炉的煤烟污染，以确保温州机场飞行安全。这给温州乡镇陶瓷工业带来致命打击。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温州先后拆除了143家陶瓷厂的235条窑炉，大量陶瓷企业被迫停产。
到2000年，温州陶瓷厂又恢复到80多家陶瓷企业的规模。这些企业开始采用辊道窑、喷雾塔、压机，产品仍以釉面砖为主，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但接下来，随着对环保要求的升级，政府又开始对煤气发生炉进行整治，接着又重拳出击，展开对矽肺等职业病的专项整治工作。在这种严厉的高压态势下，到2003年，温州的陶瓷产业又开始走下坡路。不少过不了关的企业或外迁，或转产，保留下来的只有二十几家企业。
“原来我们协会是很红火的，会员单位都有一百多个，现在只有二十几个了。”郑金汉秘书长颇感无奈。协会是要为企业代言的，但是政府根本就不喜欢高污染高能耗的陶瓷企业，他们也没有办法。
但温州的陶瓷产业并没有就此沉沦。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温州人。作为中国的吉普赛人，温州的陶瓷老板在阵痛中寻求突围。不少企业告别了温州这个青瓷的故乡，背井离乡到远方去寻找梦想和希望。从温州企业的转移路径上来看，除去少数的几个省区，温州的陶瓷企业遍布大江南北，甚至于走出了国门，到了如伊朗、乌孜别克斯坦这些国家。
在温州，记者特意走访了亚泰陶瓷。作为温州最有代表性陶瓷企业，亚泰近一两年的扩张速度很快。在湖北的宜昌、当阳，在湖南的岳阳都有他们的生产基地。而亚泰的总经理王平，也是从西山厂走出来的。当时的西山厂，俨然也是温州陶瓷业的一所“黄埔军校”。
西山面砖，是铺贴在近代中国陶瓷史上永不褪色的记忆，也是定格在人们心灵深处不能忘却的一份珍藏。当记者徜徉在西山厂的旧日厂房前面，尽管相隔了许多历史的烟尘，但似乎仍能依稀看到先驱者开拓的背影，也能听到他们厚重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