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政府本是一家，企业负责守法经营、按章纳税;政府负责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安全。按理说两者分工明确，只需各尽其责即可。但每逢有天灾人祸的时候，都会激起人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讨论，如经济危机的时候要求企业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发生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时让企业捐款奉献爱心等等。有些事情确实让企业与政府之间出现了目标上的差异，如金融危机中的就业问题，企业行为必然是精简人员、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但精简下来的人员又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压力;如今的房地产行业在政府的打压下显得异常尴尬，所面临的正是如何把握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政府追求社会稳定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人们往往容易理解要求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中粮与中储粮需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中石油与中石化负责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等等。因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公有，为国计民生分忧解难当然是分内之事，另一方面很多国有企业也一直在享受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但作为私人所有的民营企业，有些人认为只要守本分就算尽到责任了，为何还要去承担更多呢?

　　笔者在《现代企业逻辑》一书中曾表述过：现代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满足需求的载体和工具。此观点虽然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赞同和肯定，但也有读者提出疑问：如此说来，企业就是企业家个人的，那是否就意味着可以由企业家任意支配?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逻辑的提出是基于企业家需求的角度，而非一般性定义。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单元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生产属性和交易属性，必然会与其他组织、与环境、与人接触，产生利益交换，达到利益平衡，与环境和谐相融，因而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这一点同时也是企业工具属性的基础和前提。例如当我们拥有一个杯子时，可以用来喝水、喝果汁，也可以用来插花，甚至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甚至摔碎。但企业必须生产产品(或服务)，通过交易获得回报，其经营过程必然要面对社会，这也就必须考虑到与社会的融合和他人的感受。

　　其次，企业的财产属于法人财产，股东虽然具有企业财产的处置权，但要真正拥有也必须等到企业关闭清算后，剩余财产才由股东分配。在民营企业中，虽然企业股份私有，也不能随意将企业中的钱私用。所以，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最终都是属于社会的。

　　再者，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复杂敏感时期，政府强势主导、任务繁重，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并非狭义地仅仅理解为遵纪守法、按章纳税，或者是天灾人祸的时候捐捐款、行行善。当然还包括与环境的和谐相融，如科学布局、节能减排、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等等。做“环境友好型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关乎的不止是企业生态健康，更是子孙后代的百年安宁。例如建陶行业的瓷砖减薄工作，如果能顺利实施，每年可以节约的燃料和原料就数以百万、千万吨计。显而易见，这不只是简单的企业经营、减低成本之小事，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很多民营企业是把慈善作为一种广告宣传投入、甚至视为一种高姿态地对社会的施舍。殊不知，只有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才更有利于企业平稳快速发展。“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过：“生意是为社会大众贡献的服务，因此，利润是它应得的合理报酬。”所以，慈善理应超越施舍恩赐的含义，慈善是一种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爱、共同进步，帮助了弱者就等于帮助了自己，帮助了社会，实现了自身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目标。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还包括企业家承担的社会工作，如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协会领导等等。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可以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不同的视角为政府的工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也要时刻铭记这是社会回赠给民营企业家的荣誉。据报道，重庆某著名企业的董事长在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时，感觉良好，曾一度想要辞去企业董事长的职务，专心从政，但相关领导却告诉他：“我们需要的就是你的企业家身份。”这就是民营企业家从政的特殊意义。

　　民营企业在复杂的环境下应该顺势而为，对社会保持开放态度，努力维护各方利益的平衡，建立适应当前社会的新商业模式和新商业价值观;千万不可退而结网，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譬如国美公司的创始人黄光裕，他在面对社会时就精心编织了一张大网，企图将企业与社会隔离，以求保护企业和个人的安全，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将自己网住了，可见企业的社会性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简而言之，民营企业的社会属性自诞生之日就流淌于血液中，不能拒绝也无法回避，企业家只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

　　总之，做企业有三个层次，即通过自身的产品、服务、文化和理念，第一个层次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第二个层次是带动行业的健康发展;第三个层次是推动社会的进步。当企业能达到如此高度时，其生产属性、交易属性、工具属性及社会属性皆可得到理想的彰显，企业家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也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更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