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陶瓷专家曹南萍研究员———

　　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是高安陶瓷崛起中国陶业的关键。然而，随着产业格局的变革，特别是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出台，高安陶瓷又将如何破局，真正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对此，中国工业陶瓷专家曹南萍有着其独特而深入的理解。近日，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陶城报：作为中国工业陶瓷的专家，您如何解读中央《十二五规划》关于陶瓷的精神?

　　曹南萍：《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就是确立了陶瓷产业要持续转型升级。

　　陶城报：我知道您先后到过国外和国内陶瓷产区调研了解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情况，您一直在呼吁、倡导高安应从单一的建筑卫生陶瓷转向普通陶瓷、先进陶瓷等多元化发展，为什么?

　　曹南萍：相对而言，建筑卫生陶瓷产业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一般一条建陶生产线大约占地60-90亩，年创税收150万元左右;而我在山东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华创公司(一家生产氧化铝、氧化锆质工程陶瓷的小型高科技企业)实地调研了解到，这家企业占地仅2亩，产值2000余万元，年创税收180多万元。

　　与此同时，资源、能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与普通陶瓷产业的高耗材、高耗能、高排放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及国内外建筑卫生陶瓷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日渐显现，使现有的建筑陶瓷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充满变数。而同时，新型陶瓷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材料，其市场日益扩大，产品附加值也是建筑卫生陶瓷产业产品的十倍、几十倍(同样以重量计，95氧化铝装置瓷的售价为5-6万元/吨，而建筑陶瓷平均售价为0.4-0.7万元/吨)，且占地、耗用原材料等极少。更重要的是，新型陶瓷是战略性产业，代表未来陶瓷发展的方向，谁尽早掌控，谁就赢得产业发展的主动权，从而可以确保发展的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

　　基于这样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的现实，十二五规划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今后五年工作的主线，把结构优化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今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我们江西省把非金属新材料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支持传统陶瓷产业向高端升级;加上国家对我们江西进行“生态税”试点，都从政策、法规等宏观层面对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规划要求，提供了方向引领和优惠政策，而“生态税”的实施，将使高耗能高耗材的企业面临很高税赋，可能导致入不敷出，迫使陶瓷产业作出新的抉择。

　　陶城报：您经常在国内外做相关调研，有无现有的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曹南萍：2010年我到日本，专门了解了日本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情况。其转型升级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从那时起，普通陶瓷在整个日本陶瓷中的份额不断降低，而精细陶瓷的比重在大幅跃升。许多精细陶瓷产业是日用、建筑、卫生陶瓷企业转产、转型过来的，另一部分是一些大企业延伸上下游产业，把精细陶瓷作为子产业发展起来的，再有就是陶瓷新技术成果催生、孵化而成长起来的新兴陶瓷产业。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主要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策、规划的引导和企业追求领先的主动性。日本早在1981年，就由当时的通产省提出了陶瓷材料的基础研究和新型陶瓷的研究、开发战略性十年计划;1986年，当时的国家科技厅就开始加大对无机材料的研发支持，起到了引领新兴陶瓷开发的作用;90年代，通商产业省提出今后有发展前途的15个产业领域，国家加强16个领域(均涉及陶瓷)的产业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等，又使日本的陶瓷产业有明确的目标、方向和路径。由于认识到新型陶瓷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哪个国家领先，哪个就拥有部分科技优势，并能在不少新领域开辟新的应用(市场)，因而全国上下，政府、民间，特别是日用、建筑、卫生陶瓷企业都积极开展新型陶瓷的研究与开发。

　　第二、岛国劣势和工业基础既有优势及国际化分工趋势的要求。普通陶瓷是高耗材高耗能劳动密集的产业，而日本资源和能源的禀赋先天不足，劳动力稀缺，迫使其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精细陶瓷;而精细陶瓷所需要的高纯度、超微细的粉体原料，制备精细陶瓷的高精尖、自动化机械设备、窑炉，以及深入、全面的检测手段等，其固有的、极其雄厚的、具明显优势的化学工业、金属和机械工业、精密仪器制造业基础，又可以充分保障并能带动、促进陶瓷产业;加之中国、东南亚等陶瓷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分工的强化，促使日本逐渐退出日用、建筑、卫生陶瓷领域，转而发展高技术陶瓷。

　　第三、风险投入高收益的诱引和有力的支撑保障。新型陶瓷投入大，有风险，但前景广阔，利润高;而且虽然创新有风险，但不创新风险更大，故日本企业敢于在此投入!同时，政府和金融机构有相应的风险投资支持和税收优惠，使新型陶瓷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第四、创新理念的深入人心和不断增加的科研投入。日本人固有的危机观念、严酷的资源条件、全球性竞争的残酷等，使创新意识在日本国民当中根深蒂固，其R&D(研究和开发)经费投入占GDP之比率一直居世界第一，即使是1993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国民经济出现停滞，政府财政困难，但对科技的投入却稳步增长，如佐贺县窑业技术中心每年获得国家和政府对其的投入高达1亿日元;而企业更感到危机迫近，加大了R&D投入，2005年达到14.4万亿日元(低于美国的23.4万亿日元，居世界第二，但高于中国的1.54万亿日元)。巨额科技投入，使日本开发了许多新型陶瓷(如3G手机通讯用微波陶瓷、敏感陶瓷、存储件、透明陶瓷、陶瓷发动机等)，并开拓了新的市场，使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有充分保证和依托。

　　又如最近几年，我先后多次到山东淄博、江苏宜兴、河北唐山、湖南新化和本省的景德镇等国内的产瓷大区做深入的学习、调研，发现这些地方都在大力发展高技术陶瓷，并同时淘汰或转移低附加值的普通陶瓷产业，萍乡市也在切实推进化工瓷、电瓷、环保节能陶瓷业向高端升级。这些地方超前布局，都力求占据、掌控相关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不仅为求得一时的投入回报，更为获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求得持续的发展、丰厚的产出。

　　此外，一个地方如果只单打一地搞一种产业，犹如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其风险性、不确定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主导产业多元化是地方保持稳定发展的必须之举。

　　陶城报：对于产业的转型提升，高安市委市政府也在大力推进，如使用天然气代替水煤气，打造全球陶瓷贸易中心中国总部经济城等等。在您看来，建筑卫生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是什么?

　　曹南萍：其实，我也注意到高安对于建筑陶瓷转型升级的一些做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要真正实现这一构想，主要还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对现有的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做增值化和减量化处理，既要自主创新，提高产品表观功能和使用功能，如开发抗菌功能陶瓷、发射远红外线和负离子功能陶瓷、太阳能蓄热陶瓷、抗静电陶瓷砖等，以使产品附加值大幅增值;又要通过科技进步，减薄砖的厚度，采用低温快烧原料、工业废渣、劣质原料，以及节能窑炉等来不断降低能耗和材料消耗，减少排放等等，使传统陶瓷向现代产业演进。

　　二是建陶企业要勇于开拓全新的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山东硅苑，原是专门从事日用、艺术、建筑陶瓷的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现在则在工程陶瓷研究、开发、生产、经营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日用陶瓷和工程陶瓷的翘楚;又如诺贝尔，是国内外知名的建陶企业，在其事业的鼎盛期，已开始谋划布局特种陶瓷。

　　三是要积极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一流人才、创新团队，来高安与建陶企业对接，或进行转化和孵化，以及自主创业，使高安能孕育、培养、壮大高新技术陶瓷产业。

　　陶城报：具体应该怎么来实现呢?请谈谈您的建议。

　　曹南萍：作为转型升级的主体，建筑卫生陶瓷企业一定要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式，敢于跳出传统陶瓷的圈子，大胆跨入新的领域。前些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在广东佛山设立机构，推广该所的高技术陶瓷成果，佛山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也积极推动此事，以便在建陶之都发展起高技术陶瓷产业，但佛山陶瓷产业界响应并不热烈，新兴陶瓷没能在佛山立足，最终有了低端建陶制造业大幅退出佛山，不远千里迁至内地的局面。而山东淄博、江苏宜兴、江西景德镇、湖南新化则一直倡导发展新型陶瓷，企业主动转型升级，时至今日，淄博已是国家先进陶瓷产业基地，景德镇成为国家陶瓷新材料产业基地和陶瓷科技城，湖南新化是国内外最大的、最重要的电子陶瓷制造基地。

　　关键的还是要严格执行中央政策要求，落实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等各项工作任务，抓紧实施生态税(资源税)，以宏观调控的压力来增强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腾出土地、能源、原材料等要素用于先进陶瓷的发展。当前特别要坚决摒弃光靠铺摊子、盲目扩大产能的粗放发展模式，高安很有必要调高建陶企业准入标准，强化产能控制，防止产能过剩状况进一步加剧和无序竞争矛盾激化。

　　曹南萍简介：

　　材料学研究员、萍乡工业陶瓷技术中心主任、政协萍乡市湘东区常委。 现为中国工程陶瓷学会理事、中国硅酸盐学会工业陶瓷委员会委员;还曾在萍乡市委组织部、市政府办交流、锻炼，并担任科技副镇长多年，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