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经济现象被人们常常提及，但这两个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的问题，至今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现象，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世界第一。中国海关总署7月10日发布的6月份贸易数字显示，6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达到222.7亿美元，比5月份的130.5亿美元大幅度升高，是7个月来的新高。对美贸易，总体是顺差多、逆差少。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可以说从未得到根本解决。结果是，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美钞”。

　　这些美钞本应换回相应的货物，但却被“滞留”在中国。结果被换成人民币后，通过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泛滥的流动货币。因为没有等值的货物，使得“物贵币贱”。大量印制的人民币，造成通货膨胀。目前中美贸易，是一种“病态贸易”。两国的国际贸易“机器”多年来“带病操作”。这种贸易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不平衡的中美贸易，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二个现象，是中国成了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数据显示，从2008年3月份开始，中国一直在增持美国国债。2008年9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截至2011年3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了1.1449万亿美元。最近，由美国国债的发行上限，在美国和中国引起极大争议和讨论。

　　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在有意“围堵中国政府的巨额外汇储备，推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国会有对一国拥有美国国债的上限，另一方面，面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又拿不出两国都能接受的方案———“美国债”似乎成了解决贸易不平衡的手段。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国债，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不可思议的两个经济现象。

　　这两个经济现象，可以说互为因果，相互为害。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表面上帮助美国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支持了美国经济发展。似乎美国继续大量发行国债，成为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办法。然而，通过不断推高国债发行限度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美国国债的不断突破上限，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反映了中美贸易的旧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作为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最大的贸易入超国，中国理应通过正常的贸易，减少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而不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在账面上减少“不平衡”的压力。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通过实物输出换回买家美国自己拿机器印的“绿纸”，不是拿“绿纸”去换回等价实物，却拿“绿纸”去买家换回一大串“数字”。让买家可以拿以信用作为凭据的“数字”换回先前用实物换走的“绿纸”;再继续用这些“绿纸”不断换回中国生产的实物····如此循环往复，中美两国已然形成路径依赖。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贸易关系?这种形式的贸易，是美国自己也不会轻易做的———只有一次例外，而且是对它的盟国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推动了著名的《租借法案》，解决英国没有现金交易美国军火的瓶颈。罗斯福总统说，“假设邻居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这条水龙带，待火灭后邻居原物送还即可。”

　　罗斯福《租借法案》不是国际贸易的常态，而是一百年一次的“特例”。这样的“特例”，在美国都经过重重阻拦，最后才得以通过。中美贸易，并不存在当年对抗德国法西斯的百年一遇的历史背景。然而，《租借法案》所开的“特例”，在中美贸易之间，却成为持续多年的贸易“常态”，岂非咄咄怪事?对于这种贸易“常态”所潜伏的危机，众多主管经济和金融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岂不怪哉?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提出，社会财富可以有两种来源，一种是通过增加社会生产力;一种是通过印刷钞票。对于社会整体来说，第一种来源是一种恩泽，第二种来源则是一种祸害。把这种思路放到国际贸易中，一国通过大量印刷钞票，而不是通过增加生产力维系国际贸易，那么，它在制造一种祸害。

　　中美国际贸易做到如今这个份上，已经彻底脱离了贸易的本质。寄托于通过向最大的贸易伙伴购买国债、在国内加大印刷钞票这样的经济模式平衡中美贸易，不是很危险吗?从美国一再提高国债上限看，这种两国“互惠经济模式”，已经变为“互害经济模式”。两国互为损害，以至于经济道路越走越窄，到了难以为继的危险关头。

　　中美经济关系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购买美国国债已然是一步步推美国入火坑，结果也把自己拉入火坑。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何不变换一下思路，制定平衡贸易的特殊税制，大举购买美国产品，通过正常的实物贸易，促进两国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使两国经济获得相对平衡的共同发展。

　　(作者系旅美学者、时事评论员，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