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脚磨穿走京城，沿街乞讨来维生。客官问我何原因，五年六审搞不清。”这是我在成都认识的乞丐诗人陆大椿的作品。很多年前，老陆在老家被误当小偷抓去游街，为了给自己“讨说法”，在省城和京城之间苦苦挣扎，十余年没有安息的生存，一直以乞讨苟延残喘。因为读过几年书，能胡诌些打油诗，甚至比得过一些诗人正儿八经的作品，可惜文化程度终究是低了点，不然这个时代的杜甫就是他了。

　　为着当初的不公正，有些人能将生命掷出不顾;为了求得一个说法，有些人先给对方一个不容分说的说法。“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当个体的权益、生命的尊严被退逼到墙角之时，任何极端的行为都有可能产生像原子核裂变一样的效果。最近广东“接二”希望不再“连三”的聚集事件，即是这种怨气淤塞、侵权叠加的灾难性爆发。类似潮州、增城事件，往往“起因偶然，升级剧烈，失控迅速，后果惨重”(学者于建嵘语)。事实上，近几年，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维权抗争事件明显增加，维稳费用显著攀升。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问题时发现，基层民众通常没有正面交锋的能力，他们往往采用偷懒、撒谎、搞破坏这些不够体面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斯科特教授把这些办法称为“弱者的武器”。这种武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非压抑至深、哭诉无门，谁愿如此?谁不愿体体面面生活?

　　目前，通讯方式的革新升级，让可以输入140字的微博、能够群发的手机短信、连通世界每个角落的网络代替了传统口口相传的民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多样化的言论渠道，既让传播变得快捷，也让情绪感染变得容易。不过也正像近期(5月26日)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无一不指向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持续加剧，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一些人的生存状态并未随之得到应有的改善，有尊严的生活只能奢望躲进小楼成一统。据说有些的大型厂矿、企业，班车都是分等级的，领导、工程师坐空调车，普通工人坐没空调的。更严重的是，一些企业不注重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导致恶性生产安全事故、职业病事件频频发生，并引发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问题，漠视和危害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和基本人权。潮州“6·6”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痛定思痛，迅速在全市开展了企业用工和劳动工资大检查，突出整治企业恶意欠薪、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参保缴费、超时加班等可能引发劳资纠纷、损害民工权益的行为，防止因此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近日我在中部地区几处陶瓷产区采访，听闻某企业家表态：“企业无法生存，还谈什么人权?”企业的发展怎么是建立在损害人权的基础上的吗?损害人权求发展恰恰是生产力极端低下的表现。现代生产方式有别于传统的手工作坊，依赖机器化大生产，是以设备的换代、技术的革新、工艺的改进为发展主要动力。依靠人海战术，只好比骑着三轮车追汽车，越追越远，直到完全追不上。这就是“三轮车原理”。

　　经济的发展最终落实到人权的发展。从近年来的“民工荒”、“维权潮”可以看出，个体的权益、生命的尊严，逐步成为基层民众的强烈呼声。也许，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将在价值观领域也来一次转型。也应该允许工会、商会发展更大作用，建立起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与维护机制，而不只是过年过节发发糖果、嗑嗑瓜子。

　　这是一个财富与观念逐渐割裂的“二元”时代。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基层民众的积怨，仿佛悬在上游的堰塞湖，始终有崩塌的那一天。而逐步化解积怨，需要社会、需要企业搭建良性机制，企业上下级之间、企业与周边民众之间，多搭一些发声的管道，多做一些弥补的措施，多建一些交流的平台，多听一些实际的建议，多说一句温情的祝福。

　　过得幸福的员工多了，觉得尊严的企业多了，这个产业才有幸福，才有尊严。要使员工更幸福，更有尊严，意味着企业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上有巨大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也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员工若能得享自由、得享应有的权益和全面发展创造的条件，那么，每一块瓷砖上面闪耀的，都将是人性的光辉，而幸福社会将由这一个个幸福行业缔造而成。